对标公立医院“心好累”？社会办医出路或在这里
2018-01-29 高嵩 健康点healthpoint
取消两项审批政策即将落地上海试点，社会办医已然从大政方针渗透到实操层面，前途似乎一片光明。然而现实却是，尽管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在绝对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患者数量、床位数、医院评级等核心指标上，民营医疗机构仍处于绝对“劣势”。而近期广为流传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明确“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似乎也使社会资本借力公立医疗机构的想法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办医下一
取消两项审批政策即将落地上海试点，社会办医已然从大政方针渗透到实操层面，前途似乎一片光明。然而现实却是，尽管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在绝对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患者数量、床位数、医院评级等核心指标上，民营医疗机构仍处于绝对“劣势”。而近期广为流传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明确“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似乎也使社会资本借力公立医疗机构的想法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办医下一步该怎么走？一个突破口是与公立医疗机构形成差异化竞争。
在本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取消社会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核发等审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数逐步实行自主决定”等利好措施。社会办医似乎正在更多的实操层面迎来“松绑”。
不过上海市卫计委副巡视员、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近日坦言，近几年政策导向对于社会办医的支持力度很大，但政策落地仍有相当大的困难。政府虽然已经在限制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为社会办医创造空间，但并未完全实现落地，医疗服务体系仍然是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社会办医疗机构不应该和公立医院争夺市场，而应该差异化竞争。
医疗服务存量市场“铁板一块”，社会办医疗机构不和公立医疗机构“正面交锋”已然成为业界共识。关键问题在于社会办医如何在不与公立医疗机构直接交锋的前提下，找到自己的差异化竞争方向？专家、学者、社会资本方给出了一些思路。
“巨无霸”公立医院管理缺陷是突破口
相较于医疗市场存量，增量市场更容易成为社会资本的突破口，而突破的前提是严控公立医院的扩张行为。国家虽然在“十三五”期间明确提出要重点控制大型公立医院的规模，但是大型公立医院仍然在借助于“建分院”、“搬郊区”等的方式“绕道而行”，新一轮的公立医院扩张似乎蠢蠢欲动。
青岛市近期披露未来3年将要建成11家三级医院，其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青岛分院、华西医院（即墨）、上海市东方医院青岛分院等医院皆为大型公立医院分院，规划床位数都在1000张以上。而北京市8家大型医院近期也宣布选到新址，将在郊区设立新院区，这一方式成功绕开了北京城区对于医院床位数的严格管制，为公立大型医院在郊区开辟了扩张“乐土”。
公立医院扩张“蠢蠢欲动”，是否意味着社会办医仅有的增量空间也被完全挤占掉了呢？
此前，哈佛教授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A. Haseltine）博士在接受健康点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众多新兴城市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医院，使得整个医疗体系将太多精力放在疾病本身上，这给未来埋下了“医疗灾难”的隐患。
而许速则明确指出公立医院建成“巨无霸”的具体隐患。他讲到，中国公立医院体量巨大，欧美发达国家医院床位数最多不会超过1000张，而中国则诞生了万张床位的“巨无霸”医院，外国人戏称这些“巨无霸”医院为“上帝管理”的医院，如此大体量医院背后并未未有与之匹配的管理经验作为支撑，使得其管理效率上难免存在缺陷。而这成为了社会资本进行差异化竞争的突破口。
具体而言，许速指出社会资本从管理入手，实现差异化竞争有几个前进方向：
其一是高端医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复星医药旗下的高端医疗品牌和睦家，民营医疗定价方式、服务方式更为灵活，在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上有自身优势；
其二是整合国际的资源和经验，与公立医院大规模不同，民营医院通常“小而美”，床位数不过千张，而国外在运营小规模医院上经验丰富，借助于国外的医疗资源和管理经验，民营医院能够找到自身相对于公立医院的比较优势，这方面绿叶医疗集团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已然先行一步尝试合作；
其三是专科连锁，专科管理简单，易复制且投资少，社会资本容易进入；其四是第三方服务，社会资本可以借助自身管理优势，承担公立医院健康体检、第三方检验等业务，起到对于公立医院管理缺陷的“修补”作用；最后，在公立医院服务能力不足的区域，社会资本也可以设立综合性医院提供服务。
平台化是社会办医大方向
除去公立医院的快速扩张，优质医生资源也是限制社会办医发展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的优质医生资源目前仍然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7年2月28日了发布《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将医师执业地由机构改为机构所在地，并明确医师在主要执业机构注册，其他执业机构仅需备案，执业机构数量不受限制，试图从政策层面破除优质医生资源流动的制度障碍，为多元化社会办医创造良好环境，但实际落地医生自由执业仍然存在问题。
许速提到，公立医院医生想要真正实现医生自由执业，必须解决医生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医生与医院建立的是契约关系，在合同之外，对知识应该有处置权和议价权，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产权的归属未能理顺。由此，他认为未来医改存在两个方向，对内需要理顺医院与医生之间的契约关系，对外则需要构筑医生自由执业平台。而后者则为民营医疗机构实现差异化竞争提供了方向，即民营医疗机构功能上需要成为多点执业平台。
建设平台型医院目前已经成为部分社会资本的定位方向。博德嘉联董事长林锋此前曾表示，在当下的中国，公立医院不可能作为共享型平台存在，许多由“不正规资本”组建的私立医院实质上只是医疗地产。而博德嘉联作为医生集团，在线下建设实体的角色定位便是医疗资源的共享平台。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院长黄翼然也表示，公立医院经验积累时间长，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都有国家财政支持，社会办医在这些方面难以形成竞争优势，但是社会资本能给予医生更加灵活的经济激励，因此成为医生自由执业的平台是社会办医更好的定位选择。
对接商保，民营医院应主打“营利性”
除去功能定位，民营资本投建医院的性质也十分重要。市场中，民营资本参与投建的医疗机构性质多样，有全资投建营利性医疗机构，有投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通过供应链、管理费等方式盈利，也有和公立医院PPP合作投建营利性医疗机构，如新世纪医疗集团就与北京儿童医院通过PPP方式合办了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
针对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性质定位问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前校长王一飞表示，公立医院应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民营医院应该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但作为中国的民营医院也要兼顾公益性。
许速也认可这样的性质区分，并进一步强调，从资本逐利角度考虑，民营医院更适合办成营利性医疗机构。他解释说，民营资本如果筹办非营利医疗机构，会面对来自于公立医院的激励竞争，举办难度大，特别是在医保资金支持方面，社会办医受到的限制颇多，很难和公立医院“一视同仁”。因此，民营医疗机构更适合于和商业保险对接，而与之匹配的则是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性质。
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只占总保费收入的8%，而美国则已经占到了40%，但商业保险近期的发展势头却比较好。许速透露，商业保险的发展在国家健康规划中已经上升国策的高度，而近期上海方面也正在研究通过保险交易所实现健康医疗与保险之间的跨界整合，未来如果运行机制成熟，将推出商业保险产品主要覆盖社会办医。
一面是人才、科研、品牌皆占据绝对优势的公立医院不断“圈地扩张”，一面是逐步走向细化的支持社会办医政策，民营资本在数量急速扩张之后似乎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关键关隘，差异化的道路能否走通，并最终惠及整个医疗体系？政策落地并非“一蹴而就”，民营资本在医疗领域的探路似乎刚刚才起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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